插圖：郭紅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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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娘走后，母親節幾乎成了我的傷心日。曾寫五律《母親節感懷》：不堪逢此節，任流淚千行。癡望天堂遠，追思溺愛長。欲孝親卻走，心空歲月涼。夢斷慈母線，情怯再無鄉!
母親算得上大家閨秀。祖籍安徽桐城，我姥爺是當地最大的地主。母親讀過幾年私塾，在那時的女孩中算是文化人了。八路軍過江時，母親十四五歲，聰明能干，深受工作隊喜愛，讓她幫著在村里做些婦女工作。以后，又參加革命到了江西，在九江行政公署做秘書工作。用現在話說，很體面、很風光、很有成就感。二十八歲時，與完成解放海南島任務返回江西的父親相識結婚。后來，我那遼寧去的奶奶卻因過不慣南方生活，要“吃東北的大豆腐”，非逼著我父親回東北老家。父親文化程度低，有時簽批文件吃力——實際上這是那時工農干部面臨的普遍問題——我那極有孝心的父親卻真的以此為由要求退職還鄉。時任南昌警備司令的老首長聞訊趕到車站痛惜大罵，卻木已成舟。后來我打趣父親，“唉，不回來我說不定也是高干子弟了。”老爸樂了，并無悔。回頭來看，那時犧牲最大的便是隨父親退職的母親。從溫暖宜人的江西來到冰天雪地的東北，成了“家庭婦女”。
那時我剛五歲，卻記憶猶新。剛回到東北時是冬天，滿眼白雪望不到邊，三匹馬拉著的膠輪車壓的車轍足有半尺多深。我們住的老屋，草房泥墻，北墻窗下放一張舊桌，土炕炕梢放一只殘舊的炕琴柜。土炕連著一個上細下粗的土煙囪。燒柴做飯，時常弄得滿屋子冒煙。母親便在這樣的屋子里住了下來。
母親寫得一手雋秀的毛筆字，八十歲還能熟記四書五經。她給我最深刻的印記是善良賢淑。困難時期缺糧，爸媽是退職干部，每月可從國家糧庫領取幾十斤大米白面，這在當時是天大的財富。不過家里人輕易吃不到，只有客人才能享受。而每當村人生病，母親都要舀上兩碗米面送去。經歷長期的部隊生活，父親胃病嚴重，母親頓頓都要給父親做點好吃的。家里有個大搪瓷缸，是父親的“小灶”，可我從來沒看到母親吃過一口。有時父親發了脾氣，母親才不得不賭氣地夾一點點，然后悄悄放到我的碗里。
母親膽子小，最怕黑天。晚上串個門，東院走到西院都要找個做伴的，從不敢自己走。我上初二那年，附近一個同學騎著新買的紅星牌自行車回家，半路被殘忍歹徒搶車、殺害，一時間人人自危。有天晚上學校放電影，結束后已經是晚上八點多鐘，沒有同路同學了。夜漆黑一片，根本看不見路，我轉著圈不敢出校門。正在這時，母親焦急的呼喚聲從遠處傳來，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母親怎么可能會到這兒來?等我又聽了一遍，才確認是母親。原來，母親看天都黑透了我還沒到家，頓時急了，連灶里的柴都來不及滅，一個人摸黑走了四里多山路趕到學校。母親帶我回到家時，院子里站滿了人，鄰居們以為出了什么大事，正要分頭去找。鄰家高大娘責怪母親說:“你平時膽子小的連東西院都不敢走，今天怎么瘋了!”那時小，直到多年后，我才認識到，那不顧一切的“瘋狂”背后，是怎樣的母愛。
有一次，母親病得厲害，確診是克山病。這種病死亡率極高。那幾天我家院子里總是站滿了鄉親，看病、熬藥，干東干西。天佑好人，母親幸運逃過一劫。但母親的病還沒全好，我也病了，高燒昏睡。弟弟做了湯，父親切了最細的面條，鄰居殺了老母雞燉了湯送來，我卻什么也不想吃。母親強掙著叫人扶她起來，做了我最喜歡的雞蛋湯，端來我面前。當母親那冰冷的手觸到我火一樣燙的前額時，我在昏沉中哭了!我的病很快好了，與其說是藥物的功效，倒不如說是母愛的滋補更確實些。母親卻因受涼、勞累，再度病危，又躺了一個多月才能下地。這次大病，母親元氣大傷，再也沒有恢復過來。
后來我參軍、轉業，到縣城、省城、京城工作，每逢稍有時間，總不由自主地跑回家陪陪母親。九十年代初“深圳熱”時，我得到一個極其難得的工作機會，風燭殘年的母親一聽要去的深圳在幾千公里之外，寢食難安。我雖真心不舍，卻也堅決放棄了這次調動，相當于放棄了人生的一次重要機遇。朋友每每為我惋惜，我卻至今不悔——母親的安心足以補償一切。
母親走后，每逢看到朋友、同事尚有爹娘可孝敬，總是暗自神傷。父母在時，年節有盼頭，回家有奔頭。父母不在，這一切都空了。許多次回家，癡癡地望著熟悉的老屋，滾熱的土炕，院內廚間的物品，用流淚的心丈量著生死距離，追思父母養育教誨之恩。我的父母之愛，方式、方法，甚至目標完全不同，但愛之深之切卻完全相同。父親眼不容沙，口不留情，言傳身教，期望我正直、出色。母親則細膩溫暖，我的每一絲煩惱、病痛，都牽著她的心。我這大半生，從政、從軍、從商、當記者，經歷萬千，閱人多多，也誘惑多多，尚屬從容，未有大錯，未失初心，實得益于父母。這些年來，我最喜歡唱的歌是《父親》《母親》《兒行千里》，最動我心的是那句“央求你呀下輩子還做我的父親”“出門在外沒有媽熬的小米粥”。親愛的老爹老娘，我也這樣央求你們，下輩子還做我的老爹老娘。
農村老家有塊墓地，父母長眠于那里，周圍種了一圈松樹，潔凈而簡單。
（作者：鄭有義，系中國作協會員、高級記者）（鄭有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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