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瓊斯指數暴跌22.61%、標普500指數暴跌20.47%、可口可樂下跌36.5%、通用電氣下跌33.1%。
5030億美元的股票市值在這一天之內化為烏有，相當于美國當年GDP的1/8。
許多百萬富翁一夜之間淪為貧民，更多的普通投資者虧光了多年積存的血汗錢。
就連“世界短線之王”也沒能避開1987年的股災。
邁克爾斯坦哈特(Michael Steinhardt)：
華爾街史上最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、“世界短線之王”。與索羅斯、羅伯遜并稱“對沖基金三巨頭”，扛起了70年代至90年代華爾街對沖基金的大旗。
從他的自述中，可以看到即使是最頂尖的投資人，也無法準確預測市場，也會因為上漲而盲目樂觀、忽視風險，在股災到來時也顯得那么無助：
1、我預見到了崩盤，但沒堅守自己的信念
在1987年，我覺得自己既是一個天才，又是一個傻瓜。
那年年初，我預見到了即將到來的股市崩盤。
然而，我的自滿情緒和業績上的壓力，導致我沒有堅守自己的信念。最后，我的虧損和那些業余的普通投資者一樣多，甚至更多。
1987年4月，即股災前半年，我給基金的投資者發了一封信：
當然，股市可能繼續漲，或許漲很多。但是，對于傳統投資者(不管好不好，我就是)來說，現在的市場呈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。
和歷史相比，市盈率太高而且股息率太低，有價值的公司很難找到。
更重要的是，低增長、低通脹和低利率水平這樣的宏觀環境很難維持下去。經濟要么走弱，要么走強，而且如果走強的話利率水平將會抬升。在這種環境下，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公司間的并購及公司股票回購支撐著市場，但市場下跌的風險非常大。
我算是有點遠見，繼續說：
這種環境下我傾向于更加謹慎和保守。
但是，市場上漲的趨勢仍在，我也不能忽視錯失投資機會的潛在后果。我始終把合伙人的資金當作自己的資金那樣去投資，因此我一直在尋找下行風險可控的投資機會。總體來說，因為我們對后市持謹慎態度，因此我們會降低倉位，在牛市中我們將跑輸大市。
回想起來，那封信的判斷是正確的。
但是，六個月是個漫長的時間，尤其在投資界，因此我在信中表達的擔憂沒有持續太久。
幾個月內，我們又重回凈多頭，因為我覺得不參與市場的后果比參與更加嚴重，因此我在狂熱氛圍中在高位買入了股票。
衡量一個投資者的年度業績有其合理性，但也會引誘投資者忽視風險。我們做多，賺了錢，然后我們繼續加大多頭倉位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簡單。
到8月底，我們當年的凈值上漲了35%，所以我們感覺良好。
幾乎每一天，我都會思考一個問題：究竟什么因素才能把這個高估的市場打下來?
令人困惑的地方是，雖然從歷史標準的角度衡量，這個市場實在是高估了，但我們似乎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。
我們是否處于估值長期趨勢性擴展的時期?
2、股災那天我還想著抄底，但后來傻眼了
整個9月份，市場的走勢比較錯亂，但我們沒有減倉，因為我們對自己的股票組合還是比較滿意的。
股災前的那個星期五，道瓊斯指數下跌了100多點。
大宗交易成交的股票都是以很深的折價賣出，這通常是很令人擔憂的現象。
那天下午我召集公司的投資經理、分析員和交易員開會，征詢大家對市場的看法。難道我們忽略了什么大的事件嗎?
討論并未得出什么有用的結論，或許是因為我沒有之前那么謹慎。
即便是在周末，空氣中彌漫著恐慌的情緒，但我居然對這種情緒沒有太強的感受。
星期一早上，股市以暴跌開盤。
到10點半，道瓊斯指數下跌了120點，而且新聞報道里全是大面積的恐慌拋售。
午盤收市，道指跌了200點。
我感覺市場可能超賣了，或許已經見底，于是我開始買入標普股指期貨(當時標普期貨以很大的貼水交易)。我對股指期貨的交易很熟練，對升水和貼水也很敏感，所以我認為期貨的折價很大，是個很好的機會。
我用的是自己慣常的買入方法：股指每跌10個點就買入10手的股指期貨。
午后隨著市場繼續下跌，賣盤拋出的速度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。
很快，我就積累了大量的多頭頭寸。
有一段時間，市場有所反彈，我還深受鼓舞。
在大約一個小時內，道指從下跌250點，到下跌200點，漲到只下跌100點。
我開始自我贊許，我真是了不起的交易員啊，抄到了市場的底部。
但市場很快重新開始下跌，到下午3點，下跌提速：先是300點，然后350點。
恐慌情緒四處彌漫。
新聞上說收盤后里根總統將宣布暫時休市。
那一刻，我們都傻眼了：指數直線下挫了450點。
收盤的時候，市場的下跌幅度令人震驚，道指跌了508點，或者說22%的跌幅，是大蕭條之后最糟糕的一天。
我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，但徒勞無功。
從基本面上來說，世界沒有什么變化，但金融市場跨了。
3、一天損失了一年的盈利，我不想干了
周一我們在公司一直待到午夜才回家。晚上的時候，我想了又想，決定第二天要繼續買入。
我認為，市場已經跌了那么多，總該會有個反彈吧。
如果這還不夠亂的話，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摩根斯坦利的電話，說我們的保證金不夠，要存入更多的現金。
大摩一直是我們的券商，沒想到在這個時候會將我們一軍：大摩威脅說，如拿不到更多的保證金，他們要開始平倉我們的期貨頭寸。
太可氣了!我立刻打了幾個電話，迅速將我們的持倉轉移到了高盛。那之后，好幾年我都沒有跟大摩做過一筆交易。
之后的幾年里，我一直試圖忘掉在“黑色星期一”我們究竟虧了多少錢。這么說吧，僅僅在1987年9月的時候，我們的基金凈值上漲了45%，而到了年末，漲幅只有區區4%。
在那一天以及隨后的幾天里，我們損失了幾乎一整年的盈利。
跟往常一樣，在虧錢的時候，我一般會大幅降低倉位并持有更多的現金。所以，最后當市場終于開始反彈時，我們的倉位太低，導致凈值增長緩慢。
那個秋天我覺得極度壓抑，都不想再干下去了。
我非常自責，擇時的問題困擾了我。
關鍵是，那一年早些時候，我明明預見到了市場的崩潰，這讓我感到格外刺痛。也許我失去了判斷的能力，也許我不如以前那么出色了;我的直覺告訴我要謹慎行事，但我卻像那些指數基金經理一樣行事。
看看我干的好事!總之我的自信心被嚴重挫傷，我感到非常孤獨。
隨后的幾周，關于股災的報道充斥著媒體。記者說我們正在經歷一個金融史上的特殊時期，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特殊在哪里。
那一刻之前，我習慣了大幅跑贏市場，可現在我卻輸了，而且輸的這么窩囊。
從事后看，1987年的股災沒有預示啥。
經濟繼續正常運轉，生活依舊。政府組織專家們做了大量的調查，最后把崩盤的原因歸結于新的發明，比如當時流行的“投資組合保險”策略和衍生品交易，以及監管的缺失。
另外，罪魁禍首還包括美聯儲和德意志銀行的升息，以及對于未來經濟衰退的擔憂。但最后，我并不覺得經濟學家從這次股災中學到了任何有用的東西。
下雨偏逢屋漏，如果說我們的股票投資損失還不夠大的話，我們的可轉債套利策略也出了大問題。
一般來說，我們在這塊一直是賺錢的。
股災后的第一天，我看了可轉債套利的盈虧報告，發現我們當月盈利10%，雖然沒有多少錢，但我還是松了一口氣，畢竟不是全都在虧。
可是第二天，新的報告送來了，原來前一天報告上債券的價格被標錯了，因此我們實際上虧損了30%。
這也太不專業了，我真是氣炸了，沖著負責套利交易的投資經理咆哮。
當他終于有勇氣回話時，顫顫巍巍地說：“我真想去自殺。”
我記得當時自己冷冷地問：“我能旁觀嗎?”
長話短說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，華爾街上的情緒都非常壓抑。同行們聚會或者參加活動的時候，都努力避免談論股市。
第二年，我們的業績提升了很多。
我側重于自下而上的基本面選股，做多的同時也做空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我逐漸從股災的打擊中恢復過來。
后來我認識到，在一個“正常”的市場中，不管是漲還是跌，我總是可以賺錢的。我統計了一下，我虧錢的月份不超過總月份的5%。這樣一想，我總算感覺好受了很多。
(文章來源：微信公眾號小基快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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